高質量發展漫談

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為高質量發展階段，既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也是國家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發展決策。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段較長時期的基本方針，自從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論述以來，各地各領域都有所探索和實踐，高質量發展的概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今年兩會，高質量發展又被屢屢提及，說明高質量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這就要求我們在解放思想、提升動能、創新制度方面，需要更多勇氣更大作為。

理念進步

求真務實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求真務實，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引下，不斷認識事物的本質，追求事物的規律，并在這種規律指導下實踐，創造最佳的成果和效率。在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偏差的思想誤區，就是有意無意地用經濟增長來替代經濟發展，將增長的總量和增速片面地理解成為發展的成果。1993年，我國正式取消國民收入核算，GDP成為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其間經歷三次制度改進，作為一項被使用了三十年的指標，其重要性與日俱增。但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GDP代表的增長只是發展的一部分，經濟發展除了增長帶來的總量和速度以外，還包括經濟結構和生產效率的調整與優化，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的變革與精簡，文化習俗和生態環境的完善與躍升，人民生活品質和福利的提高與充實。我們還應當承認，如果把GDP作為觀察經濟唯一窗口，這個指標本身存在著諸多缺陷。從常用經濟指標體系來看，需要把發展經濟的思想從唯GDP論，調整為多元體系和多樣化指標，尤其是新階段，國內國際雙循環需要用國民總收入（GNI）、國民生產總值(GNP)來替代國內生產總值GDP，需要用人均GDP、人均GNI等觀察發展的真實效果。我們并不是要否定GDP，而是需要與時俱進，在新的發展階段，在GDP核算的基礎上，優化核算體系，厘定一組新的觀察指標。

正如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從統計核算過程來看，GDP是核算GNI的基礎，只有先核算GDP，才能核算出GNI，GNI等于GDP加上從國外獲得的初次分配收入凈額。人均GDP主要反映一個國家的人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NI主要反映一個國家獲得收入的人均水平。GDP衡量的是“做蛋糕”，GNI衡量的是“分蛋糕”，做大蛋糕的根本目標是為了分配到更多份額的蛋糕。共同富裕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GNI和人均GNI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我們需要適時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理念和觀察指標，并圍繞著新的經濟發展思想，即高質量發展思想，重新組織經濟發展計劃和評價體系。

技術進步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v觀人類的經濟發展史，本質上就是一部科技進步史，所有社會財富的增長都是科技的積累與進步。社會財富井噴與經濟飛速發展的階段，必然是技術大爆發和技術革命的時期。從石器時代、農耕時代、蒸汽機時代、電氣化時代、信息化時代到當前的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不難發現，兩個里程碑之間的技術進步，呈指數級的增長，而兩個里程碑之間的時間差距，呈指數級的縮短。技術進步是發展的根本動能，現在，數字經濟的來臨，數字化技術向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滲透，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2021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從縣域經濟角度來看，單一的縣域或者泛縣域，很難吸引和留住新興的數字經濟，尤其是在數字經濟的三大核心技術方面，即圍繞數據存儲、交換與挖掘、模型構建與算法、算力方面進行招商引資，勝算極小，但未來的區域經濟競爭，本質上必然是數字經濟的競爭�？h域經濟要在未來競爭上保持一席之地，必須在數字經濟方面有所作為，否則必然會被淘汰。純粹的工業時代產業經濟，也就是當下絕大多數的傳統產業，已經陸續進入休克階段，從過去的發展擔當逐步顯現為不再創造利潤，不再提供GDP的同比增長，這是殘酷的現實。傳統產業只有和數字產業融合發展，運用信息技術和數據挖掘，研發和應用產業化的人工智能技術，及時完成傳統產業的數字化發行升級，才能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和營利能力。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協同發展，是傳統產業實現順利過渡的唯一路徑。所以，我們需要適時調整我們的技術進步架構，由過去的單個企業自行研發單個企業科技投入，向政府提供大學、研究院、大型科技攻關平臺和人才方向轉變，向行業協作攻關以及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牽頭的校院企協作攻關方向轉變。只有在技術上率先實現突破，并且不斷有所創新和突破，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制度進步

深化改革，推動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實現體制機制的解構和重構是重大的系統工程。改革不是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創新和內容的創新，首先是反思過去的做法和檢討是否正確執行，在此基礎上進行修補，也是重大的改革。從營造高質量發展的公平氛圍來看，這個反思應當包括對法制的理解、對法律的尊重和執行的到位問題。如果把對偷漏稅的熟視無睹和變相鼓勵，作為營商環境的正向指標，我們且不說國家財政資金平衡會出現問題，僅就市場的公平競爭角度來看，沒有法律的秩序保護，就意味著更多的社會總成本投入以及對未來信心的缺乏，沒有法律的公平執行，就意味著社會效率的下降和對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的保護缺失。打破法制，其實是對營商環境的踐踏。所以從保護社會秩序，構建良好營商環境的角度來看，必須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改革稅制、簡化稅種、降低稅負，而是在反思和全面檢討的基礎上，在作出執行環節的修補基礎上，踏出第二步的制度內容改革和程序改革，才是正確的制度進步途徑。

在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上，理念進步、技術進步、制度進步“三位一體”，相輔相成。高質量發展主要是經濟要求，同時也是對社會全面發展的總要求，從人均GNI數據來看，我國已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未來的經濟發展面臨著IMF總裁拉加德所謂的發達國家的“新平庸格局”的挑戰。這也是重新理解高質量發展的意義所在，只要做到高質量，只要不甘平庸，一定有希望突破即將到來的經濟“新平庸格局”。